韩红被网暴，极端情绪正在吞噬电影圈

网络暴力的韩红核心逻辑，往往并非基于事实本身的被网暴极理性探讨，而是端情电影将公众对资本垄断、权威傲慢及贫富悬殊的绪正深层焦虑，转化为对具体个体的吞噬情绪宣泄。

撰文丨侯虹斌

六月电影市场持续低迷，韩红这已成为近年来的被网暴极常态。冯小刚执导的端情电影《抓特务》票房表现远低于预期，明星韩红在为其宣发站台时的绪正一段言论，意外引发了舆论风暴：

“北京有2000多万人口，吞噬咱北京的韩红兄弟姐妹爷们娘们，您受累走个面儿，被网暴极把第一波票房带起来！端情电影”

未曾想，绪正电影票房未起，吞噬韩红本人却沦为众矢之的。

从最初的挖苦调侃，迅速演变为大量人身攻击。一位长期投身公益、口碑极佳、实力雄厚的资深艺人，仅因一句看似寻常的呼吁便“翻车”，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：

答案很简单：时代语境已变。

01

《抓特务》的票房失利并非偶然。影片首日排片占比一度接近26%，但上座率仅为3.3%，在同档期真人电影中排名垫底。

据猫眼专业版预测，该片最终总票房约在1.27亿至1.62亿元之间。面对传闻中超过2亿的制作成本，亏损已成定局。相比之下，上映五十多天的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表现更为强劲，两者差距明显。

冯小刚的个人口碑早已透支。不仅是他，张艺谋、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近年来的公众评价普遍下滑。

二十年前，他们是票房保证与奖项常客；如今，无论题材如何变化，都难以摆脱“爹味”和“说教”的标签。观众对权威与资本的厌倦，已转化为一种本能的排斥。加之当前优质内容稀缺，过往的光环反而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，年轻一代观众不再买账。

当然，冯小刚并非毫无追求。他早年凭借通俗喜剧起家，长期占据票房冠军宝座；而在积累财富后，他试图通过《1942》《芳华》等沉重历史题材展现艺术抱负。

然而，在算法主导舆论的当下，理性分析的影评无人问津，简单粗暴的谩骂却能迅速占据热搜。认真剖析台词与时代背景需要耐心，而激烈的情绪宣泄则能带来流量。

更关键的是，冯小刚过去曾发表过引发争议的言论，此次他虽未开口，但韩红替他发声，也替他承担了骂名。

平心而论，韩红的言辞并无恶意，仅是“请多多支持”的通俗化表达。问题恰恰出在“江湖气”上。

韩红与冯小刚成名三十余年，身家以亿计。当他们将普通观众称为“兄弟姐妹”时，这种亲昵感并未带来共情，反而引发了疏离：谁与你们是一家人？票房收益会分给观众吗？公众无法共情资本，更不愿为富豪的商业行为“给面子”。

韩红本人几乎无懈可击：作为歌手，其实力处于行业顶尖；投身公益十余年，经得起审计与舆论检验；政治立场亦无可挑剔。但网暴的本质，从来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将公众对资本、权威及贫富差距的虚无愤怒，发泄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。

韩红只是恰好站在了那个风口浪尖。

02

与《抓特务》的惨淡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低成本方言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。该片凭借口碑逆袭，斩获超18亿票房，导演蓝鸿春及演员多为素人，在舆论场上被塑造成“对抗资本的良心之作”。

然而，这种追捧很快异化。任何对该片的批评都被贴上“卖国贼”的标签，任何不支持的声音都被视为“不爱国”。电影本身被强行绑定民族情绪，沦为党同伐异的符号。

这与去年《哪吒2》被推上“国漫崛起”神坛、容不得半点批评的现象如出一辙。将某部电影与集体荣誉强行捆绑，并以此贬低其他作品，已成为一种危险的趋势。

越是这种言之凿凿、情感极度浓烈的裹挟，最终的反噬就越惨烈。

回想《封神第一部》上映时，观众将其捧上高位，赞誉其为“中国电影工业的曙光”；而到了《封神第二部》，舆论风向骤变，口碑崩盘，甚至有人嘲讽其特效价值仅5000元，指责其为资本洗钱工具。

但《封神1》与《封神2》同期拍摄，导演与团队未变。上一秒还是“业界良心”，下一秒便成了“资本原罪”。

变的不是作品，而是观众的情绪。这种“爱之欲其生、恨之欲其死”的极端心态，正在吞噬正常的电影讨论空间。当一部电影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叙事、表演或美学，而是取决于其能否成为某种身份的“投名状”，艺术本身便已死亡。

03

近几个月，几位“素人”被推上神坛：导演蓝鸿春、赛车手张雪、无证足球教练董路。他们的共同特征是：缺乏资源，野蛮生长，似乎“打脸”了“专业人士”和“大资本”。与此同时，“鹅腿阿姨”年入千万的故事，也被奉为励志典范。

这些被追捧者被打上“底层”“亲切”“自己人”的标签；而被嘲讽者则被贴上“资本”“老登”“装腔作势”的印记。

雷军去年尚被视为“民族骄傲”，近日却因一段早餐摆拍视频遭遇群嘲；追觅创始人俞浩年轻有为，却迅速陷入舆论危机；章泽天、田朴珺等“名媛”更是动辄成为攻击靶子。在过去，这些无伤大雅的瑕疵总有粉丝“洗白”，但如今风向已变。公众对富豪的容忍度降低：你可以有钱，但请不要在面前炫耀。

这是一个“身份政治”主导的时代，身份认同凌驾于一切之上。人们的观点已不再是利益之争，而是站定某一身份后，对其进行的捍卫。

经济学家弗朗西斯·福山在《身份政治：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》中指出：

当代政治斗争的主线，已从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，转向身份认同的族群之战。人们从“理性的昏迷”中苏醒，重新拥抱自己的族群身份，并将其发展为一种政治武器。

近年来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，普通人赚钱愈发艰难。消费意愿低迷，公众不再有余力为明星名导捧场，反而对“有钱人”的一举一动高度敏感。越是居高临下或强行称兄道弟，越易激起反感。这并非对错问题，而是“你是谁”的问题。

当前电影行业普遍低迷，极少数作品能获得高票房。大众观影动力不再单纯源于“电影好看”，而是看哪部电影能调动情绪。例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《哪吒2》，其引发的强烈情绪并非源于潮汕华侨情怀、爱情亲情或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精神内核，而是被解读为“通过电影表达爱国”，进而衍生出“批评电影即批评中国”的逻辑。

这两部作品本身质量上乘，笔者亦不止观看一遍。但它们最终被利用为党同伐异的工具，令人唏嘘。

在当下语境中，越极端的表达越易获得情绪共鸣；而试图温和讲理者，迟早会被双方夹击，落得两头不是人。这个世界的分歧，已难以弥合。

归根结底，冯小刚和韩红，输给了时代的裂痕。当身份政治取代理性讨论，当极端情绪碾压温和表达，任何“非自己人”的声音，都容易被撕碎。

让电影回归电影，让艺术回归艺术。好好说话，真的很难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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